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罪己诏”有两个：一个是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轮台罪己诏”，另一个就是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的“奉天改元大赦制”。虽然这两个罪己诏都属于自我批评之类的文字，但唐德宗的罪己诏要远比汉武帝的罪己诏诚恳而且深刻。汉武帝的“罪己诏”，属于直接自责的文辞不过“曩者朕之不明”寥寥一句而已;而唐德宗的罪己诏，则通篇几乎都是痛责自己的文辞，如“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 《旧唐书》卷12《德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339页)等等。以上追悔自责甚至近乎自詈自虐之辞，出于九五之尊的皇帝之口，不可谓不痛切。难怪当时的泽潞节度使李抱真称：“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旧唐书》卷139《陆贽传》，第3800页)
下诏罪己，情非得已
唐德宗颁布罪己诏的直接目的是要与河北藩镇媾和妥协。他在自责之后又宣布了自罚措施，表示要撤消自己“圣神文武”的尊号，还宣布“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咸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谕。朱滔以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永念旧勋，务存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旧唐书》卷12《德宗上》，第339页)。德宗宣布恢复淮西镇首领李希烈、魏博镇首领田悦、恒冀镇首领王武俊、淄青镇首领李纳的官爵并“待之如初”，说到底是要为河北叛镇(淮西镇、淄青镇均不属于河北藩镇，这里暂以河北叛镇概称)脱罪，重新承认他们半独立的合法地位。这表明唐德宗在与河北藩镇兵戎相见几年之后，试图要尽早结束这场久战不胜且几度造成唐王朝统治危机的平叛战争。
唐德宗的目的应该说基本达到了。“罪己诏”颁布以后，虽然他计划赦免的淮西镇李希烈不肯俯首就范，最后公然称帝，继朱泚之乱又发生了李怀光之叛，德宗被迫南逃梁州，再次经历颠沛流离之苦，但参与叛乱的河北诸镇却相继归顺朝廷，恒冀镇王武俊和魏博镇田悦于兴元元年(784年)二月废除赵王、魏王之号，淄青镇李纳于四月废除齐王之号，幽州镇朱滔于八月废除冀王之号，唐朝廷终于与河北藩镇实现了媾和，双方关系重新回到了战前状态。在此之前，唐军还于六月平定了朱泚之乱，七月，唐德宗驾返长安。此后，李怀光和李希烈也相继兵败自杀或被杀，由河北藩镇之乱引起的其他变乱也渐次平定。由此可见，自建中二年(781年)开始的历时五年之久的唐朝廷与河北藩镇之间的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朱泚之乱、李希烈之乱、李怀光之叛等变乱，以兴元元年正月唐德宗罪己诏的颁布为标志，开始转入收尾和结束阶段，“罪己诏”最终带来了唐廷与河北藩镇的妥协以及大规模战争的结束。
权利博弈：在中央与藩镇之间
兴元元年的“罪己诏”是唐德宗初年平叛战争中战略方针和对藩镇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其后果已如上言，其意义正如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隋唐卷》所言：“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藩镇割据的状况，但对于缓和与河北各藩镇的矛盾，把矛头集中指向朱泚、消灭朱泚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即缩短了战争过程，为饱经战乱的中原大地带来了和平曙光。
然而与唐德宗“罪己诏”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相反的是，其下诏罪己的原因却晦而不彰。我们知道，唐德宗是在躲避朱泚兵锋的奉天城里颁布罪己诏的，如果说他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朱泚叛军而寻求与河北藩镇和解妥协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河北叛镇以免罪处理官复原职呢?何必要冒在臣民面前罪己自责损及圣君颜面的风险呢?唐廷平叛战争自建中二年开始，且形势在建中三年六月即已开始逆转，为何迟至兴元元年正月才颁布“罪己诏”呢?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和缺乏研究而实在又非常关键的问题。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由德宗出面“罪己”，实际上是河北叛镇在与唐廷秘密谈判中提出的一个先决条件，以此而论，下诏“罪己”也是唐德宗被逼无奈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唐廷与河北藩镇进行的秘密谈判，史籍有些零星记载。《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乙丑条称：“上(指唐德宗)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以官爵。悦等皆密归款，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75年，第7386页)所谓“上在奉天”，指的是建中四年十月泾卒兵变军人拥立朱泚为帝后唐德宗仓促之际逃到奉天被困之事。由材料来看，这次秘密谈判是由唐德宗决策和主导，直接派人与田悦、王武俊、李纳接触的。关于这次秘密接触，《资治通鉴》一方面系于建中四年十二月条，一方面又说是在“上在奉天”期间。按唐德宗奉天被困始于建中四年十月初四(《新唐书》卷七《唐德宗纪》建中四年十月条称唐德宗“戊申，如奉天”，据《二十史朔闰表》，戊申当为十月初四)，可见双方谈判时间应在建中四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间。但这次谈判应是双方的第二轮甚至第三轮谈判，绝不是第一次接触。
双方的第一轮秘密谈判是在建中四年六月间。关于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两《唐书·王武俊传》与《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六月条所述略同，以《旧唐书·王武俊传》所述时间具体且较原始，今录如下：
六月，李抱真使辩客贾林诈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来传诏，非降也。”武俊色动，征其说，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诚，及登坛建国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忠义，天子不省。’是后诸军曾同表论列大夫。天子览表动容，语使者曰：‘朕前事误，追无及已。朋友间失意尚可谢，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复念哉!’”武俊曰：“仆虏将，尚知存抚百姓，天子固不专务杀人以安天下。今山东大兵者五，比战胜，骨尽暴野，虽胜与谁守?今不惮归国，以与诸侯盟约，虏性直，不欲曲在己。朝廷能降恩涤荡之，仆首倡归国，不从者，于以奉辞，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朋友。此谋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旧唐书》卷142《王武俊传》，第3874页)。
从上所述可见，贾林是奉李抱真之命与王武俊谈判的，那么这次秘密谈判，贾林是代表李抱真与王武俊谈判呢?还是代表唐廷亦即唐德宗与王武俊谈判呢?我以为二者兼有。李抱真是泽潞镇节度使，也是统兵围攻叛军的唐军主要将领之一，并且泽潞镇与王武俊的成德镇是邻镇，可以推想平时交往联系较多。加之李抱真也是藩镇节帅(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将泽潞镇划为中原防遏型藩镇，与河朔割据型藩镇不同)，与王武俊身份、角色相近，比较容易沟通。贾林的身份，《资治通鉴》称是“参谋”，胡注称“节度参谋，关预军中机密”，实际上是李抱真的幕僚。他名义上应该是以李抱真幕僚的身份代表李抱真与王武俊谈判的。但是，李抱真允许由贾林主持的这次谈判，应该事先获得唐廷同意，或至少得到朝廷的默许。贾林所说“天子知大夫宿诚”等语，虽是辩客说辞，却绝非完全杜撰。这说明王武俊在“四王”建号登坛时所说的“我本忠义，天子不省”等语，曾经通过唐军的谍报系统报告过唐德宗;“诸军曾同表论列大夫”，说明前线唐军将领曾联名或先后上表德宗建议通过王武俊离间“四王”同盟，而 “天子览表动容”则说明这一建议曾打动过唐德宗。因此，我们推测李抱真的举动绝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很可能事先得到了唐廷授意，或是李抱真主动所为但得到了朝廷的默许。无论如何，贾林以诈降形式开始的这场谈判，实质上是唐廷投向叛军的试探气球，是唐朝方面与叛军方面的第一次秘密正式接触(此前也有前线将领的非正式接触)。
从唐廷与河北叛镇第一轮秘密谈判的过程和分析可见，双方谈判的成果是王武俊答应和解，即愿意“首倡归国”，但也提出了和解的前提条件和实施步骤，“不欲曲在己，朝廷能降恩涤荡之”，即要求唐德宗首先承认错误，然后朝廷赦免叛镇，最后王武俊率先归顺朝廷。这一前提条件实际上也基本代表了河北叛镇的要求。贾林第一次秘密谈判是在建中四年六月，但一直到十月“泾师之变”爆发前，史籍中都没有见到李抱真或唐德宗对王武俊要求的正式回应，可能唐德宗实际上是将谈判搁置起来了。在当时唐德宗手中还有较多筹码的背景下，这个条件还难以被处于九五之尊、锐意进取、年轻气盛的唐德宗接受。只是后来随着泾卒兵变、朱泚之乱的愈演愈烈，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态势的失控，他才改变了拒不承认错误的初衷。尤其是唐德宗奔逃出京被困奉天期间，在朱泚重兵强攻之下，“矢石雨下，死伤者众，人心危蹙，上与浑瑊对泣。”( 《旧唐书》卷12《德宗上》，第338页)甚至发生了“贼射百张驽，于上前三步而下”的情况，他为此一度还产生向朱泚投降的念头，“朕自无德，上失天心，请从禅代，则百姓免涂炭之苦，战士无伤夷之患。朕之愿足。”(唐赵元一著《奉天录》卷2，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正是奉天之难最终促使唐德宗改变了拒不承认错误的初衷，他在奉天围解之后不久“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以官爵”，也必定包含了承认错误准备“罪己”的内容，而罪己诏的颁布则是他对河北藩镇谈判前提条件的正式的、公开的回应。一言以蔽之，唐德宗首先承认用兵河北的错误，这就是王武俊提出的河北藩镇与唐廷进行妥协的前提条件和谈判基础，奉天之难促成了唐德宗对河北藩镇谈判条件由拒不接受到被迫接受的转变。
以上我们通过倒叙唐德宗“罪己诏”颁布的因果关系，重点揭露了唐廷与河北叛镇之间围绕解决“四王事件”而进行的第一轮秘密谈判，旨在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向人们展示唐后期中央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博弈过程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最后，我们还想强调一下，尽管贾林与王武俊的第一次谈判(确切地说是唐廷与河北叛镇第一轮秘密谈判)没有立即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但这毕竟是建中之乱中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就解决双方冲突而采取的一次积极步骤和初步尝试，开启了唐廷与叛镇秘密谈判的渠道，也为半年后整个事态的戏剧性转折以及“四王”事件的最终解决准备了条件。因此，这次谈判具有重要的意义。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卷42称：“然而天下卒不至土崩者，李抱真结王武俊之力。抱真所以能说回武俊者，赖贾林之词也。存唐之功，过于曹刿、烛之武矣。”宋人吕陶撰五言绝句《王武俊》称：“巨盗盘根岁月深，交流战血竞浮沈。一言便解苍生祸，何事君恩薄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