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下旬,日军发起了“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作战，作战目标是占领长沙和衡阳。
防守在湖南新墙河防线的杨森二十军是湘北前沿，是此次日军主力突击的主攻方向，二十军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受到陆空突袭。
军医院院长、上校军医邓梧生战斗紧张时得到命令，火速到谭家坊一带设立收容站急救伤病员。部队有伤亡，邓院长带上两名传令兵，吩咐有关人员迅速跟上来，他先去完成打前站的工作。殊知他走后不久，军后勤打来电话，说谭家坊已失守，在该地设立急救站的任务停止执行。可是邓院长已走出无法追赶了。
邓梧生院长还在继续往前赶。当他们一行三人走到一处叫王恩桥的地方时，被日军一支穿插部队发现，几挺机枪同时瞄准了这三个赶路的人。
枪声响了!邓梧生高度近视，看不清对方在哪里，还以为是自己人。忙喊：“不要误会，是自己人!”话音还未落，第二次射击又起，一传令兵喊：“是日本人!”邓院长忙举起手中的“红十字”野战医院标志旗来回舞动。但毫无人性的鬼子继续射击。邓梧生被击中倒下，眼镜跌落。受了伤的邓梧生俯身倒在地下，双手不停在地下摸索寻找眼镜，还一边破口大骂日军肆意践踏国际公法。日军兽兵冲锋搜索，近身射击，邓梧生身中数弹牺牲。这位多次抢救过日军伤兵的中国医生，牺牲在日军的枪弹下。同时牺牲的还有一位传令兵，另一位传令兵易万千子弹洞穿双颊，满面是血，装死躺下躲过一死。
鬼子走了。易万千爬起来，把院长的遗体拖到一个低处掩藏起来，四周作上记号。后来，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易万千回到二十军第三野战医院。不久，易万千带人返回岑川，找到了邓梧生遗体的埋藏地。
来人将尸骨收殓带回交邓梧生夫人斐汉卿医生。斐医生是同一野战医院的医生，她流着热泪将邓梧生已经腐败的遗骸放置在一口大锅内烧水煮沸，直到软组织与骨胳完全剥离后，把遗骨捡出消毒，放在一个特制的手提箱内。平时放在卧室，行军转移时放在医药箱内，由挑夫肩挑背扛贴身携带。
邓梧生，四川成都人，生于1921年，十岁随父母回乡，在富顺读完高中。1930年进入四川医学专门学校。六年后毕业时，恰逢杨森整顿卫生队伍，招考军医为出川作战作准备。邓梧生投笔从戎，在成都应考获准，随军出征。
邓梧生医术精湛，工作认真负责又廉洁奉公，不久即升为一三四师军医处长，后又继任二十军第三野战医院上校院长。此次会战前，盟军顾问团莅临二十军视察，邓梧生又兼任翻译。以熟练的英语能力受到盟军顾问团的赞扬。
邓梧生牺牲后，国民政府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其父邓劭重先生忧虑国难深重，一直未予领取。盖有南京国民政府“联合勤务总部”大印的领取抚恤金的文书(含邓邵重亲笔签名及印鉴)一直保存在遗孤邓仇夷(佑华)手中。
1948年秋，斐女士携子将数年来随身携带的邓梧生忠骨护送回老家富顺县城关，与其母同葬天富顺城东石塘坎何家大院右侧。安葬时，富顺县教育界、医务界及亲朋好友举办盛大安葬仪式，送葬人数达一千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