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指出，“中国自三代以来，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
“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认为农家浪荡子刘邦、失地佃农朱元璋纯粹凭借机遇、命运和个人能力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创业含金量最高。 熟悉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汉高祖和明太祖推行了大量休养生息和重农抑商的政策，迅速恢复了国力，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农业社会思维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固化。 不仅如此，即使做了皇帝，刘邦和朱元璋还保留着强烈的农民意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分家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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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族后代满10岁就可以领俸禄在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里，不论是大地主还是小农民，下一代之间虽然长幼有序，但是老爹的东西儿子们人人有份，长子居祖屋，各房都有地，按这个模式一代代开枝散叶，家族根深叶茂。 明太祖把“分家分地”的模式完美地搬到国家制度层面来——“封建诸王”。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
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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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朱元璋还规定，皇族除了统帅军队巩固边防和弹压地方局势之外，不能科举、当官、务农、经商，什么也不能干。此后，明成祖朱棣怕其他王爷们有样学样也造反，又把诸王的军权给夺了，还不准他们随意离开王府所在地。 结果明朝的王爷们就过上了现代“宅男”们的理想生活，不用上班，天天宅在家里，领工资、生孩子、瞎胡闹，优哉游哉，混吃等死。王爷为创收，屡创生育记录
明代中后期，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
于是，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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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
然而，不久以后，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取代。
据明·王世贞著《皇明盛事述》载 “第一代庆成王朱济炫生子一百，俱成长，其中长子朱美埥袭封庆成王，余九十九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聚会，同父兄弟间竟不相识”。
而这，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历史君只想问，这些王爷们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多子真的就“多福”了?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
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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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皇族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
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
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嗨到极点，他们可谓是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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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
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成了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
而当初，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
历史，总是这样讽刺与不给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