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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胜多败少的必然性来源于三方面物质因素：地理环境的战略优势，粗糙的社会结构，训练有素的骑兵。首先，游牧生活在军事上有利。畜牧业的生产生活居无定所，在物资生产上不受战乱影响、不局限于具体地理方位。
而农耕社会则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需长期定居精耕细作，任何天灾人祸都或化产出为泡影。另一方面广袤的草原大漠使北方民族不可根除却能卷土重来，而南方民族北上除开后勤补给能力限制外，还在士气上受安土重迁 观念影响，更有多种非平原地貌作为前者天然屏障。这些因素综合，导致农耕民族的被动防御受制于游牧民族的主动游击。
其次，传统观念认为南方优势在于人口众多、生产方式先进、物资充足。但不可忽视这些因素与战局之间还横亘着社会分工 ，而社会分工又决定着南方诸多优势的发挥效果。
从人口上看，农耕民族的战争动员比例其实微乎其微。南方社会结构复杂、分工明细，大部分人口被束缚于土地以提供剩余产品，仅有少数人口能经过征召或作为常备军加入行伍。而这种农业人口向军事单位的转变成本高、耗时长，一旦需要兵员补充，这种矛盾还会因厌战情绪而放大。而游牧民族军民合一，军事动员效率高。部族成员自幼熟习弓马，军事素质普遍过硬。由此南方的人口数量由于农转军的困难、质量而被削弱。
从生产方式上看，发达的经济基础必有复杂的上层建筑，但复杂的上层建筑一旦周转不灵便会极大削弱战争机器。在士官任免、将帅选拔、兵员补充、军事操练、信息传达、作战协调、后勤补给等等方面，农耕民族均需政治较清明方可成效显著。而游牧民族社会脱胎于原始氏族部落，日常生活生产准军事化状态，社会结构简单方便信息传达，便于军事指挥;此外完全没有上层建筑尾大不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反而得福于落后。
从物资供给上看，南方的政治制度往往抵消了物质文明。我们对古中国王朝因腐败导致战事失利的例子已屡见不鲜。农耕民族的军需生产分配往往借助商品经济 完成，国家集中剩余产品后拨款购置武器、分发军饷、提供粮食等等，此外战区往往经济落后需要全国性物资调配。
且不谈军费 经手环节之多官吏中饱(以古中国的宋、明最为触目惊心)，专制主义社会落后的行政能力和被地理限制的物流通信效率已经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以古中国王朝武功最盛的汉朝为例，真相是大部分将士死于军需不力而死于战事)。而游牧民族生产军需品目的直指使用价值，雁过拔毛程度相比南方不值一提。所以在农耕/游牧民族物资对比中，前者需乘上一个百分比才能反映真相。
第三，从民风、士气、军备上看，农耕社会也不占优势。古中国社会的尚武精神 总是随着和平时期延续和农耕地域扩展而衰弱，其中存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心理的必然性。南方以农业手工业 为主要产业，构成兵源的普通劳动者以技术娴熟和经验安身立命，因此耐心和精细被奉为良好品质。好勇斗狠、彪悍孔武由于与社会事业的品质要求相背而被排斥，并被王朝视为不稳定因素。习武是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评价很低。相比而言，北方以弓马 为劳动工具的经济活动、与恶劣气候凶猛野兽 抗衡的生存条件、部族间惯常的冲突促成了游牧民族崇尚勇猛粗野。
在士气方面，由于游牧民族南下以劫掠为主要目的，掠夺品分配上参与者均沾，集体行动与个体利益间保持密切联系，故能保持高昂士气。而南方军士多为王朝兵役的被动服从者，缺乏物质激励(且不论军需时常被克扣);另外，能有效精神动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此时尚未产生，自给自足经济衍生的乡土观念极大左右远征军的情绪，若非保家则无动机卫国。
在军备方面，骑兵凭借其机动性一直是冷兵器时代的骄子，直到被火器压制。在良驹 的饲养上，且不论技术饲料差距，马在农业生产中从无重要经济地位，是农耕社会额外开销，因而削弱了社会饲养热情。这使南方在骑兵的质量数量上都不敌北方。纵然农耕社会一度有冶金优势和机械技术优势，但随着文化交流以及上层建筑的周转不灵，兵器质量不对等不复存在，南方弓弩手的意义也逐渐式微。
无操练装备次的步兵对阵骑兵无优势可言，而骑兵又因仰仗机动性而免去许多繁杂训练，更不用说游牧民族在武器上自给自足。以中古代最强步兵罗马方阵为例，它有赖于背后一整套制度方可维持战斗力：装备需要及时更换、阵型需要严格操练、减员需要及时顶替。这“背后的制度”恰恰是所有农耕民族不能始终如一的软肋。因此我们见惯了南方王朝 鼎盛时军力强势，而衰败时以民兵轻装备滥竽充数(甚至不得不依赖雇佣兵)。而与之对垒的是战斗力输出稳定的北方军队，自然高下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