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爱民勤政的崇祯帝生不逢时，才变成亡国之君的读者，下面本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明朝灭亡虽然是不可逆转得历史大势，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明朝想要延长个几十年也不是不行，崇祯帝的确很勤政，表现得很爱民，但是实际上他犯了很多大错误。
那么，崇祯帝究竟在哪些大事上出现决策失误呢?
第一、目光短浅，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而是“刻于理财” ，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呈现星火燎原之势，终致一发不可收拾。
崇祯帝即位之初，面临着阶层矛盾、族群矛盾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三大尖锐的社会矛盾。
就东北地区来说，以后金(清)国为代表的女真部族和以明朝为代表的汉人的矛盾，已上升为当地的主要矛盾。
而内地的广大地区，则是农民阶层和官僚地主阶级的阶层矛盾居于主导的地位。
正是尖锐的阶层矛盾，决定着明朝悲剧的命运。
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问题，并设法加以缓解，才有望使刚刚爆发的农民起义得以平息，从而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国的力量对付后金(清)国的进攻。
只有解决农民问题和女真问题，才能解决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应对农民起义和后金国的进攻而引起的)，才能真正实现所谓的中兴之治。
但目光短浅的崇祯帝见不及此，并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问题，施行强有力的措施。
明末阶层矛盾的急剧激化，主要是由于明朝这个政治体制的僵化腐朽、官场腐化堕落、土地的高度集中、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造成的，广大农民百姓因而陷于极端贫穷的困境，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只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其中的许多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痼疾，不是一纸诏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但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却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缓解的。
但是崇祯帝视而不见，反而对增加朝廷收入非常感兴趣， 其《即位诏》虽然表示对“民艰”将“求宜于通变”，而后开列的五十款大赦新政：其中的第八款规定免除各省亏欠的夏税秋粮及杂项课税一年，南直隶、浙江等南方十三省免除天启元年分，北直隶免天启二年分;内宫物料则南直隶、浙江等南方十三省免除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分，北京周围六府免除万历四十七年分，顺天、永平二府免除天启二年分，以后年分照常征解;第九款规定免除天启元年分以前拖欠加派钱粮;
第九款规定免除拖欠万历四十八年以前金花银;
第十款规定免除天启元年以前各地永折和因为灾情折收的银两;
第十一款规定将清查民间丁口，蠲免无丁而被迫缴丁粮者;
第十二款规定禁止相关衙门不得于征收赋税中加重科罚;
第十六款规定解官、解户解到绢布式样不合格者酌量从宽验收;
第四十七款规定蠲免浙江、福建、苏、松、常、镇、徽、宁、扬、广等南方城镇处拖欠万历四十八年以前岁造段匹;
第四十八款规定免除各地拖欠天启元年以前解四司物。
这些免除的部分，多是拖欠多年而无法征收的税课。
至于夏秋两税这两项赋税中的主要税种，最多只免除至天启二年，有的地方则只能免除到万历四十七年以前的欠额，这就意味着有些地区拖欠了八年之久的税课仍将继续追缴，至于近五年的正税，一毫一厘都不得减免，典型的属于口头优惠，实际优惠根本没有，等于画饼充饥。
崇祯帝继位之后，虽然下诏说“切念民艰” ，一再表示：“孜孜民力艰苦，思与休息”，“连年加派络绎，东 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
但他在位的十七年里，只有寥寥无几的几次是真正停止织造、蠲免逋赋、禁止私派的措施，即崇祯元年二月“停苏杭织造” ，四月“禁有司私派”;九年三月“蠲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五月“免畿内五年以前逋赋”，十一月“蠲山东以前逋赋”;十二年八月“免唐县等四十州县去年田租之半”;十三年三月“免河北三省逋赋”;十五年正月“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赋” 。
与此同时，崇祯帝又不顾百姓的死活，加重赋税的征派。
崇祯三年九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以“兵食不足”为由，请求增派田赋。经过户部尚书的规划，决定在万历末年每亩加征九厘辽饷的基础上再加征三厘税赋， 从崇祯四年开始进行征派，一共征银6679208两，再加上该这一年辽饷中增派的杂项、盐课、关税等等各项银两，单单这一年，征收的辽饷总数就已经高达10299602两。
崇祯十年，为了镇压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再次建议加派剿饷，“亩输粮六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
明崇祯帝想都没想，直接批准这一建议，还假惺惺地表示：“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 。
实际上一年后，明廷再次下令再征税赋，一直到了崇祯十三年才停止征收相关税赋。
崇祯十二年， 又以“抽练各镇精兵”缺乏饷银为由，再次加派征收税银，于这一年六月正式开始征收，总数为7300000两。
上述辽饷、剿饷、练饷三项加派，从田赋中加征的饷银总计多达1670000多两，超过万历年间平常时期岁入的一倍以上。
这必然导致当时的百姓怨声鼎沸，骂崇祯帝横征暴敛 。
不仅如此，崇祯帝还严责各级官吏，必须将规定的税额足额征收上缴，为了鼓励官吏征税的积极性，还将征税的数额与职位的升降、俸禄的增减直接挂钩。
史料记载，“上(指崇祯帝)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 推知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
朝廷上的官吏只要是反对加派的，崇祯帝就感到十分厌烦，到了崇祯帝后期，甚至对这些官吏进行严加惩处。
比如崇祯十二年五月，耿直朴忠的傅宗龙出任兵部尚书，入见崇祯帝，“谆谆以民穷财尽为言，云饷不可加，兵不可增”。崇祯帝开始还言不由衷地表示：“卿言是”，傅宗龙“指天画地，言俞力”，明思宗便拉下脸来，说：“卿但当料理寇敌耳!”待傅宗龙告退后，他又对阁臣说：“宗龙所言，半言官余，何也?”从此，“兵部诸疏无一俞者，未几下狱” 。
相反，凡是支持加派重征的官吏，崇祯帝就感到高兴，甚至对那些官吏大加提拔。
比如崇祯十一年四月，他在中左门选拔官僚，询问如何能够使国家足兵足食的计策，知县曾就义这样说道： “百姓的困苦都是因为官吏不廉洁。如果官僚都很廉洁，那么搞一些加派以接济军需，也不是不可以。”然后崇祯帝只有选择性听力，只听到加派，没听到官吏廉洁，对知县曾就义十分满意，当即“拔第一” 。
崇祯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对百姓加派，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广大百姓进一步陷于破产，大批逃亡，而官府又穷凶极恶地追讨钱粮饷银，甚至勒令逼供未逃的农户赔纳已逃农户应交的钱粮饷银，逼使更多的农户和百姓背井离乡的逃亡。
“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 ，弃田逃亡的现象与日俱增。
比如河南彰德府的武安(现在属于河北省)，知县窦维辂在崇祯十四年上奏朝廷，大致意思如下：“本县原编户口10035户，已经绝了8028户;原编人丁有20325丁，现在有18450丁逃的逃、死的死。”
加上朝堂腐败，水利年久失修，从崇祯十二年开始算起，全国连续三年不断发生雨雹、旱蝗等各种自然灾害， 贫苦农民无以裹腹，只能成为流民，最终转死沟壑。
平原地区更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史称“流亡满道，骴骨盈野。阴风惨骨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 全村泥门逃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 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崇祯帝一再实行加派税赋，其理由是“帑部匮绌” ，国库空虚，无法支付日益增加的军费。
当时，国库固然匮乏，但皇帝的内府私库并不缺钱。
明朝初年，米、麦等实物的征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户部所设的内府十库虽然名义上是朝廷的国库，其实已经开始变成皇帝的私库。
进入明中期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大量实物形式的财政收入转化为货币收入。
明廷于是对财政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正统七年(1442年)在北京设立太仓库，专门用来储蓄白银，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的户部设立储蓄白银的银库。
此外，还有京、通建立两大仓，贮存由运河漕运来的米粮，以供京城皇族、百官、京边卫军百姓的日常食用。
太仓银库设立后， 便成为朝廷国库，而内府则彻底变成皇帝的私库，朝廷的财政收支与皇室财政收支基本分开。
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大兴土木，加以“南倭北虏”两股敌人交相进犯，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太仓入不敷出，到了隆庆初年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但经过名相张居正的大力改革后，朝廷财政危机便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到了万历四年，“京、通储粟足支八年”，“府库充溢，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 。
万历帝亲政后，不理朝政，导致国家越来越入不敷出，特别是万历晚年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 导致国库空空如洗。
与此同时，万历帝通过“传索帑金”，加上派遣矿监税使四处搜刮，使得“內帑之充盈”达到“亘古未有”的程度，内府金银山积。
万历帝死后，明光宗在位仅一个多月，明熹宗在位也仅七年，短短几年时间，内府的储蓄虽然花掉了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光。
然而崇祯帝也如同自己的祖父万历帝一样嗜财如命，就是不肯往外拿，有时还对群臣大叹穷经;说“目今帑藏空虚” 。
后来，李自成大顺军入京，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 。
另有史书记载说：“內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
崇祯帝死死捂住的这一大笔金银财宝，最终都成了大顺军的战利品。
明思宗的刻于理财，竭泽而渔，只能进一步激化阶层矛盾，为农民起义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而所谓的三饷加派，更是直接促成农民起义高峰期的到来。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到京就任兵部尚书，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策略，并在加派辽饷之外， 再次加派剿饷，加强对农民起义军的征剿，效果很不错，大部分农民起义军都被剿杀殆尽，迫使张献忠与罗汝才受“抚”，李自成被迫率领残部退入商洛山中，农民起义一时间陷入低谷。
但是， 辽饷与剿饷的加派，加上小冰川期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把百姓逼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加上杨嗣昌密谋对张献忠发动突然袭击，张献忠察觉后，决定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在谷城重举起义旗。
明廷又在当年再次进行加派练饷，更把广大贫苦农民推向绝路。
李自成也在崇祯十三年六、七月期间，再次率残部攻入赤地千里、流民饥民遍野的河南，并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的政策，起义再次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不到几年，李自成就率领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崇祯帝走投无路之下，走上煤山自裁，明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