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主义，又称作姑息主义，一种通过在某些可能导致战争的事务上作出让步来避免战争的外交政策，是对侵略者姑息、退让，牺牲别国利益以求暂时的和平与苟安的妥协政策，定型时间1938年3月。
简介
绥靖主义(appeasement policy)，又称绥靖政策。对侵略者姑息、退让，牺牲别国利益以求暂时的和平与苟安的妥协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相继对外进行侵略，英、法两国为保护既得利益，采取了妥协和退让的外交政策，并企图推动英法维权政策。
英法维权政策
英法在其实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采取的策略。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损失，战后经济恢复非常缓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把重整军备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障碍，企图以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达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
法国由于和德国毗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保持军备和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但法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相对稳定时期发展有限，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同时法国的政局也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使得对外政策难以保持坚定性和连续性。
总之，英法的颓势是其推行绥靖政策的物质背景。
社会背景
绥靖政策的推行是和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这一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英法等西方国家为阻止苏联的影响，把德国当作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屏障。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时，英法竭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
社会思潮
绥靖政策的推行，同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给欧美各国留下惨痛的记忆，因此，战后和平主义思想、厌战畏战情绪相当盛行，在法国尤其严重。英法等国的统治者既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又是这一思潮的推行者，绥靖政策只是他们推行这一思潮的产物。
对外扩张
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纵容下，德、意、日三国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这就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迅速增长起来。
(1)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
(2)1935年3月，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公然扩军备战。
(3)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塞俄比亚不宣而战。
(4)《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署《慕尼黑协定》，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然后把此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史称"慕尼黑阴谋"。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
英法绥靖主义者作了法西斯的帮凶，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因此，我们认为英法推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走向失败。
1940年5月—6月，德国入侵法国，6月22日法国沦陷，绥靖政策破产。法西斯国家进攻苏联，以坐收渔人之利。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又提出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无理要求。英国首相A.N.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为与德国实现妥协，蓄意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满足德国的侵略要求。
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献上希特勒德国“奴役的祭坛”。《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典型表现。
1939年3月15日，法西斯德国正式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在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法西斯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自食其果，遭到了法西斯的进攻。从此绥靖主义便成为纵容侵略、姑息养奸的代名词。
经济衰败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经济决定政治;衰败的经济无疑是英国推绥靖政策的结果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即使是战胜国的英国，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同时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
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以每年120万人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
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铁、钢的生产减少了一半，造船业减少88%，机器制造减产1/3，外贸额缩减了一半以上，失业者达工人总数的22%，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已是衰败不堪，日落西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迫切的内政问题出发，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军备力量的巩固。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因为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
可想而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军事实力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仅没有使经济困境从“节约”中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同时，它还造成了内阁的频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的不到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的奇怪现象，这就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公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这无疑对以后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进而为绥靖埋下了祸根。
反战思潮
如果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
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特定政治
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安排是对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
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
“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战后，《凡尔赛和约》确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了以之为中心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因而，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劳合·乔治曾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
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冲突又互制的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势力均衡”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影子使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德反法，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法反德”。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它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欧洲霸权。
其次：以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
面对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德国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他们相信：“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均势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张伯伦自鸣得意，把《慕尼黑协定》吹嘘为“辉煌的胜利”，以为“祸水东引”已告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全不卷入了”。对于三国轴心的成立，英国更是毫无警觉，因为在他们看来，联系三国的纽带是《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反苏反共正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
出于嫁祸于人的初衷，英国自然对德百般纵容，绥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词。
再次：不战而和，维护霸主权益。
如果说“反战求和”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思潮，那么，“不战而和”则是上层建筑一种侥幸的政治追求。一战中，英国的损失是无以伦比的。战争还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统治阶级也不敢奢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担心战争会动摇他的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将毁灭富裕的有闲阶级，于是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由此可见，对于统治阶级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能维持霸主地位的稳定，它是一种漂亮的借口。
当然，“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息事宁人的怀柔外交政策，通过避免战争，可以防止战患的进一步摧残。然而，他们却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以至达到不断满足侵略者扩张领土的欲望以求避战的境地，这就是“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也为英国在二战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埋下了祸根。然而，张伯伦却说：“我们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引以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如果绥靖获得成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欧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严重的挑战。”
显而易见，“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种维护霸权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静，熄灭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牺牲局部利益和他国利益，并以此为条件而与德国达成政治交易，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势力与影响以及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英国经济实力的不济和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当局统治者的诸多考虑，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国际环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态势，使英国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妥协避让。然而，也正是这多种因素的重合，历史才走向了“绥靖”的起点。
历史启示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时至今日，“绥靖政策”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
政治稳定
政治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体现;友好与霸道则是政治的双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将掀起世界恶浪。只有实行友好政治，才能维护国际稳定!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开明的君主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昔日霸主，霸权政治根深蒂固。它无视弱小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国，支持德国整军、毁约，用以抗法反苏，甚至威胁法国“若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使自己同英国同盟分裂”，助长了法西斯气焰，终究引火烧身。一定程度上说，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是其霸权政治的体现和维护其霸主权益的需要。
霸权政治是超级强国的本能表现。他们恃强凌弱，无视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是世界不稳定因素之一。当今世界，美国到处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巴以问题、台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它放任以色列、台湾当局，又制造一系列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霸权政治下绥靖政策的产物，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历来注重国际友好相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对霸权政治的有效限制。发展至今，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切不可唯霸权国家马首是瞻，应坚持正义，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因美国的干涉而放弃统一;当然，也不可“沽名学霸王”，忽视弱小国家利益。共同推进友好政治，才能协调国际关系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外交发展
外交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径;传统与灵活则是能否顺利促进世界交流与发展的关键。外交方式是否得当，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实行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环顾英国“绥靖政策”期间的战略性外交策略，可用“传统”概括，即沿袭“光荣孤立”的传统外交立场，变相地实行“欧洲势力均衡”政策。可以说，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始终突不破传统外交的框架。面对德国甚嚣尘上的扩张态势，拘泥不知变通，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德国，忽视法、苏、美等国家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对法西斯侵略恐惧万分，不知所措，外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说，“绥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推行传统外交的结果。
历史证明，传统外交只能延误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敏度，违背“变通”原则。只有随机应变，灵活外交，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今世界，外交活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近阶段，巴以问题、美伊关系、朝韩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变通，灵活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政府也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根据实力“对号入座”，积极实施所谓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见机行事”，它是对“绥靖”的突破，既能避免卷入战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又能对大规模战争进行遏制，防止战争扩大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袭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主张不争一时之长，不扛大旗，不主动招惹麻烦，仍然处在消极防御阶段，不适应新时期战略外交之需要。至于“不放任”、“见机行事”，也不过是随声附和或“严厉谴责”。国家领导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成为外经贸部。中国外交有失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之雄风，万事以“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外交活动极为被动。
当然，随着国力的提升和领导阶层的变化，中国的外交走向也愈发明朗。我们既要“袖手旁观”，又要坚定、果断，“提高嗓门”捍卫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呼吁只是绥靖论的变相。我们要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而致力于增强外交主动性。通过建立国家间联盟体系，实行多边外交，并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活跃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英国绥靖政策的推行有其历史的必然，它给世界，尤其是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我们更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
绥靖主义时期的照片
政策研究述评
国际学术界对绥靖政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对绥靖政策实行情况的考察
可以说，凡重大的绥靖行为，学术界的研究都有所涉及。
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而英法等西方国家却姑息迁就;
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
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并在英、法、美的实际纵容下最终得手;
1936—1937年，英国和日本关于英国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谈判;
1936年，英、法以“不干涉”政策为名而最终使德、意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上台执政;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法、美等国拒绝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
1938年，英、法对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默认，英国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海关利益的非法协定，英法两国进一步助纣为虐，与德、意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
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被肢解而英法无所作为，英日两国签订的英国实际承认日本侵华具有合法性的《有田—克莱琪协定》;
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后出现的“奇怪的战争”;
以及1940年英国与日本达成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协定等。
学者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个案探讨。从中我们不仅依次看到了英、法(有时也包括美国)等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妥协退让甚至出卖其他国家领土主权利益来对付侵略者的窘相，更看到贯穿其中的绥靖主义外交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演变及至达到顶峰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法西斯国家不断扩大侵略并行，终于使大战提前爆发。
对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探讨
在有关英国对纳粹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方面，西方学者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正统派”和“修正派”。“正统派”产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但直到当代，一直有新的成果问世。该派认为，绥靖外交是英国政治家基于一种对凡尔赛条约的道义上的“罪恶感”而产生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一种“错觉外交”，其致命的“错觉”就在于他认为希特勒追求的目标仅仅限于修正凡尔赛条约;张伯伦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和平，而他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当时的防御战略不能保卫英国免遭空中进攻)，因此实行了故意把小国牺牲给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修正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英国政府陆续解密了30年代的档案，因此大多数修正派学者避免通过道义来评判张伯伦，而是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广泛讨论了张伯伦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军事、战略、意识形态、舆论等情况，以说明绥靖政策形成的原因。
他们的看法主要包括：
基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军事和经济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内阁成员认为实行抵抗独裁者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如当时的陆海军参谋长们就不断警告英国并没有准备好同时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敌人作战，并建议政府实行绥靖政策。
从国际视野来观察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外交政策，应该强调欧洲存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还有经济体系和社会组织对英国形成绥靖外交的影响。
决策者被社会和公众舆论所束缚，公众舆论持续反对急速地重整军备，坚持和平与反战，同时也不赞成对独裁者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立场。另外，还有一些修正派学者认为，张伯伦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认识到英国和法国不能维持欧洲的秩序，他希望保持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并相信在另一场大规模战争中，英国将失去这种地位。所以张伯伦希望通过高水平的谈判，能够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消解希特勒的怨气。但是，这条路径要靠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来达到目的(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认为，绥靖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的合乎逻辑的现实主义政策，而不再是一种基于投降的可耻政策。显然，这是一种更同情、更宽容地对待张伯伦和绥靖政策的倾向。
西方学者关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日本的政策研究，是从40年代开始的，当时档案还没有解密，史料运用受到限制。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则产生于60年代以后，并在70—80年代形成了规模。这时的研究成果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英国对日政策进行深入的个案探讨，主要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对日本侵略中国，有绥靖日本的一些行动，但是没有绥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绥靖行动是1938年英国和日本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和1939年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整个日本侵华过程中，英国不仅有对日本的绥靖行动，而且有绥靖政策，但是这种绥靖政策并没有达到像《慕尼黑协定》那样的程度，因此没有“远东慕尼黑协定”。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绥靖政策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不同的看法。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有对法西斯国家割让领土的行为才算是绥靖政策，而英国对日本在中国作出的那些让步，并没有把中国的某一块土地割让给日本，英国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不是绥靖政策，只是绥靖行动，更何况英国还对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
无论是研究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实行绥靖政策的“正统派”观点和“修正派”观点，还是研究英国对日本实行的是“绥靖行动”或“绥靖政策”的看法，抑或人们对绥靖政策形成的原因进行怎样深入的探讨与分析，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特别是英法)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和挑战，实行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手段，换取与法西斯妥协，从而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外交政策。所谓牺牲其他国家，是指这种牺牲可以从经济利益到领土利益;所谓保住既得利益，包括经济、政治利益，如消弭国内革命危机、稳定资本主义秩序，等等。历史已经证明，绥靖政策并不是维护和平之举，而是纵容法西斯国家扩大侵略促使二战提前爆发的错误政策。
在对绥靖政策的评价中，正统派的看法值得重视。例如，研究这一政策的“正统派”代表人物、已故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在其1948年出版的《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一书中认为，英法推行绥靖政策是为了维护和平，绥靖主义者是“以和平的名义、绥靖的名义宽恕德国的不义和侵略”，但是他也承认《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代正统派学者对绥靖政策的批评也很中肯。如英国牛津大学R.A.C.帕克在其1993年出版的《张伯伦与绥靖：英国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一书中就认为，张伯伦像相信宗教一样相信绥靖，以至于尽管有多种选择，包括对法国承担明确的义务，进一步加强与国联的协调，以及与苏联结成联盟等等，但都被张伯伦拒绝;张伯伦依靠其高超的政治技巧和策略能力，使每个人确信，绥靖政策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行动方针，并因此而破坏了对许多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的支持;如果不是张伯伦如此固执地相信绥靖德国的好处，将会更早地建立起阻止希特勒扩张主义的屏障;正因如此，当战争爆发时，英国和法国没有成熟的同盟，并处于一种虚弱的军事地位。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其2012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也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时，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准备与德国打仗。实际上这也成为欧战爆发后仅仅10个月，纳粹德国就横扫欧洲大陆，法国仅仅抵抗了六个星期就迅速败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