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皇帝崇尚“垂拱而治”，就是将决策权下放到宰相，因此宋朝时期宰相权利很大。
今人大概多以为“虚君”的观念产生于英伦，其实“虚君”是典型的儒家理想，儒家所说的“无为”“端拱”“垂拱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不下席而天下治”等，都含有“虚君”的意思。宋朝以儒立国，儒道大振，“虚君”更成为宋代士大夫的重叠共识。
(图)故宫“南熏殿图像”收录的宋仁宗像。仁宗皇帝是“虚君”的楷模，宋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北宋大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伊尹)、傅(傅说)也。”意思是说，天子(舜禹)只是天下的主权者(进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进行其道)。余英时先生认为：“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通过‘无为而治’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确实如此。我这里再引证几条宋代士大夫的言论，以支持余先生的立论。
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 。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
(图)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
南宋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则不苟察其所为，但责其成耳。”表达的也是“虚君共治”的意思。
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曾当面指斥宋宁宗：“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朱熹的看法跟富弼差不多，也认为君主不应当“独断”政事，否则，即使“其事悉当于理”，也绝不是“为治之体”，而是有“启将来之弊”的危险。
好了，现在我还想特别指出：“虚君”不仅是宋代士大夫的重叠共识，即便是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共识唱反调。强势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太宗之子真宗皇帝对辅臣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固亦无隐，以副朕意也。”真宗之子宋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在“虚君”体制中，君主“百事不会”并不是缺陷，而是美德，因为君主高拱在上，处于超然的地位而不亲细务，具体治理国家的权责归于政府。
当然，儒家主张的“虚君”，并非将君主当成摆设。君主在宋代政体中很重要，既是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也具有最尊贵的地位、最大的世俗权威、最终的裁决大权。但君主不亲细务，不需要具体执政，而是一切责成宰相领导的政府。
到清代时，皇帝才以君主独裁为荣，如康熙自诩：“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他的儿子雍正也说：“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但云委诸有司，则六部之事付之六部，天子者惟有端然高拱而已，岂不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
雍正的儿子乾隆干脆宣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 与宋人追求的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