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依照李鸿章的判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这个大变局，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农业到工业，从皇权到民权，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都要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并不自晚清始，高王凌先生看来，乾隆年间的诸种举措，其实，已经与世界有着同步现象。此种看法，无疑具有颠覆性。
很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中国是被拉入近代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的皇权制度、文字狱导致的思想禁锢、四亿人口的巨大压力，一直被认定为束缚中国进步的四根绳索。暂且不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究竟是乾隆年间还是道光年间，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
按照梁任公的说法，晚清所开启器物—制度—文化的嬗变，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中国，改朝换代，革故鼎新。这里面，史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构筑属于自己时代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百年中国，五代史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实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发凡起例，蔚然大观；季羡林、何兹全、周一良，第三代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章开沅、张广达、张光直、李学勤，艰难时世，刮垢磨光；李零、高王凌、阎步克、高华，运交华盖，孜孜矻矻，可为第五代之标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谢保成和王学典两位先生，长期耕耘，多有创获。侯云灏博士在《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一书中，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守旧派、史料学派、生机史官派、生物史官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共计十二派。失之琐碎，将钱穆先生视为“守旧派”，对老先生不具同情的理解与温情的敬意。
1987年，唐德刚先生，发表演讲，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司马迁到今日钱穆先生，这一脉相传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
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非主流史家与史学》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两大主流史学派，俱创生于30年代前后。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为大本营；马克主义史学派，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为领军人物。
科学主义史学派，从表面看，承袭兰克史学，其实，自有乾嘉学派“朴学”的内在理路，有着“汉学”的遗风；马克主义史学派，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着“宋学”的风味。
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有一个历史的钟摆。仔细思量，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一代史学巨擘，其实，并不固执一端，而是，慎思明辨，择善而从，执其两端，取其中庸，实为佳境。
秦晖先生，将“汉学”和“宋学”，转换为“问题”与“主义”，精辟地指出：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为空疏之学，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可称饾饤之学。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今后像过去一样仍会存在，但走出空疏化与饾饤化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希望。笔者以为，同样是中国史学界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