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将军是从大别山区走出来的老革命前辈，他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立下了赫赫功勋，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文武双全，刘伯承元帅曾称赞“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这位军政兼优、文武双全的开国将军，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许多多气壮山河和耐人寻味的故事。
1955年，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
与许多革命者一样，杜义德参加革命前也是贫苦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由于家境贫寒，杜义德只读了8个月的私塾，才八九岁的年纪就给地主放牛，15岁那年因到武汉当学徒工，受尽了老板的欺凌，他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会有那么多不公平，不合理。在这个黑暗的旧世界里，人民的苦难似乎没有尽头。作为一个有着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当时的他多么渴望光明能早日到来，解救被压迫的穷苦百姓。
杜伟说，父亲的革命信仰的建立，起始于在湖北木兰山做工的那段岁月。那时，父亲白天干活儿，晚上就到李先念同志那里听他讲《共产党宣言》，这让父亲眼前一亮：自己一直梦寐以求改变穷人受奴役受压迫悲惨命运的真理，在这里找到了。从那以后，父亲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人民的解放，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父亲和家乡的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
红军长征初期，杜义德先在红四方面军第89师和91师任政治委员，后来到方面军总部任徐向前总指挥的作战参谋。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杜义德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纵队司令员、四局局长。他带部队三过草地，历尽磨难。在战斗中与红军总司令朱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杜义德既会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是出了名的。参加红军后，杜义德经历了无数次的战火考验。不仅使他积累起更多的作战经验，也使他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杜伟说，父亲军政素养的不断提高，也得益于毛主席的几次教诲。
1936年，杜义德(左起)、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在延安。
能够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指示，这让杜义德十分兴奋，毛主席讲的字字句句，他都始终记在心里。杜义德坚信，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就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针。在以后的日子里，杜义德十分注重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在带兵打仗和部队建设中活学活用。
王近山为“美人”拿枪对准杜义德采访中，杜伟还提起他父亲与猛将王近山的一段故事。1935年，时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的王近山，缴获一批阿拉伯纯种马，四肢细长，蹄上有小毛，动作灵敏轻快。王近山称之为“美人”。然而，就是这样的“美人”，让王近山拔出手枪顶住了杜义德的脑门。
当时，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王近山和他的部队及他的“美人”，直插江边，准备过桥。负责渡江过桥秩序的杜义德，看到竹扎的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早就摇摇晃晃了，过人都已十分勉强，哪能经得起马儿的折腾?杜义德厉声喝道：“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蹚!”原本，战马蹚水本属经常。可是，王近山娇贵自己的“美人”：“他娘的，不行，得从桥上过!”
“当!当!”杜义德抬手两枪。最前面的两位“美人”，当着王近山的面，翻入江中，“壮烈牺牲”。王近山看着嘉陵江江面上的鲜红血水，顿时心疼地破口大骂：“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也不是吃素的，还口道：“你几匹马算个啥?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看老子敢不敢!”说着，王近山拔出手枪，顶到了杜义德的脑门儿上。
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骑着高头大马疾驰而来。一问原委，徐向前劈头盖脑对着王近山一顿臭骂，直骂得王近山脸红脖子粗，乖乖地认了错，才打马过江而去。过江后，杜义德笑着问：“原来你就是‘王疯子’，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较劲了!呃，你说，你真敢枪毙我?”
王近山也笑了：“你真当我是‘疯子’?我疯那是对敌人，还能把枪里的子弹对着自己人打呀?不是刚才被你气疯了吗?”俩人相视而笑。
没有想到，这对不打不相识的“二杆子”，以后竟成了搭档，而且搭档的时间还挺长。
做学生、当副校长抗战前夕，毛主席找杜义德谈话：“杜义德，你才二十几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是不是去住一段学校?”参加革命以后，杜义德几乎是一个劲地打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上九处负伤，但他还是喜欢打仗。尤其是这次西路军的惨败，他心里总是堵得慌。于是就说：“主席，我还是想带兵打仗。”
毛主席说：“仗是有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杜义德一听，只好说：“主席，听你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毛泽东说：“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吧。”几天后，由毛泽东介绍，杜义德进入抗大学习。
1948年，中原野战军第二、六纵部分领导：陈再道、孔庆德、王近山、杜义德、范朝利、钟汉华。
当时，红军抗大刚从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是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十分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他还多次到抗大作报告和讲课。
有一次，毛泽东在讲课中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主观能力。”课后，杜义德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来抗大学习就是来改造自己的，对吗?毛泽东笑着说：“你这样看是可以的。你有许多经验，经过学习、整理，上升到理论，你就更聪明了!这不是改造吗?当然，是越改造越聪明，越改造越能干了。”
杜义德说：“看来，学习、改造也没有头。”毛泽东说：“说得对!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杜义德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军事，进步很快。毕业后留在抗大，先任五大队一队队长，后又到抗大一分校任支队长。
1938年10月，抗大一分校由延安迁到太行山区。不久，杜义德到八路军129师，任随营学校副校长。1939年9月，日寇侵华气焰日益嚣张。本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干一场的他，却被刘伯承、邓小平另委重任。杜义德回忆说：“有一天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找我去谈话，谈话开门见山。刘伯承说：随营学校现缺个副校长，组织上决定要你去。”
对于杜义德来说，上前线打仗他驾轻就熟，而办学校却是头一回。学员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给学员们扫盲，教授语文和算术。语文从认字开始，逐步达到阅读报纸、写日记;算术要求学会加减乘除法。对成绩好的学员奖给香皂、纸、毛巾等用品。由于部队新兵多，军事课甚至要从练立正、稍息开始。
平时以连队为单位教学，遇到敌情分散教学，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利用行军中的休息、宿营后和集合出发前的空隙进行讲课或组织讨论。
在军事学习上，学员来自前线，把他们各自战斗中的生动实例，拿到学校来，加以总结提高;学员们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学校将校长刘伯承写的《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当作教材，结合实际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