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1730年9月29日—1797年8月24日) ，字纕蘅，小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南镇洋县人，清代著名学者。接下来本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年丧父，师从沈德潜，喜欢金石地理之学。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迁军机章京。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读学士、太子左庶子，实授甘肃巩秦阶道台、安肃道道台、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河南巡抚、湖广总督。嘉庆帝即位，赏轻车都尉世袭。嘉庆二年(1797)年，病逝，获赠太子太保。受到和珅案牵连，坐罪抄家，革除世职。著作有《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
轶事典故
才子慈母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诗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忠厚得福
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毕沅与同事诸重光、童凤三等人都是举人身份。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礼部会试。考试结束后，他们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会试发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轮到诸重光值夜班，但诸重光急于打听考试的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天夜班还须请你代劳。”毕沅不解，便问：“为什么呢?”诸重光提高嗓门说：“问题明摆着的，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毕沅尽管心里也非常想乘空探听一下消息，但觉得诸重光的分析不无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傍晚值班时，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已是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均中贡士。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皇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可毕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别顺手，写得格外详实得体，很得主考官们的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觉得颇对胃口，大加赞赏，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而书法颇佳的浙江余姚人诸重光却屈居第二位。人们都说，毕沅中状元是忠厚得福。
礼贤下士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性向成谜
有说毕沅是同性恋者，与名伶李桂官交好，赵翼与袁枚均有诗歌描述李桂官与毕沅之间的情感：赵翼作《李郎曲》，而袁枚为李桂官的《劝毕公习字》一文作序时也写了长歌。
死后抄家
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省荆州、襄阳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规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后历经九年，才被清朝廷镇压下去。为此清朝廷耗用军费二亿两白银，相当于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嘉庆元年，清朝廷派兵对湖北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军队的军需钱粮委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负责管理。胡齐仑自负责管理军需钱粮以后，任意侵贪、克扣，致使领取军饷的清军官兵多有怨言。于是两湖总督景府对胡齐仑经管的军费收支进行了审计清查。经过审讯得实：胡齐仑在嘉庆元年至二年间，掌管湖北省军需钱粮，在发放湖北襄阳军队的军饷时，每发一百两军饷，扣除户部在拨款时已少拨的四两“短平”银外，又报请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批准再扣除四两，以备支付按规定不准报销的款项，此外胡齐仑还利用职权私自加扣二两。如此三扣两扣，每发一百两军饷，官兵们实得九十两。胡齐仑经手发放的襄阳军队的军饷一百四十余万两，他私自扣留二万九千两，馈送给各营将军、督抚们花用，其中仅送给一名叫永保的领兵大员就达六千两。
接到审案官关干胡齐仑一案的审讯结论报告，嘉庆帝为此特发上谕，严厉痛斥贪污军饷的行为，他说：自镇压白莲教以来，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项达七千万两之多。白莲教起自湖北，而清军的行贿馈送之风也起自于湖北。前任两湖总督毕沅，公然将军需钱粮，任由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罪魁祸首，毕沅现已去世，倘若他还活着，我将立即把他处死，以正国法。即便如此，毕沅死后，家产还是遭到藉没，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那样：“(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相较《清史稿》，《清史列传》的内容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嘉庆四年九月，嘉庆帝发布上谕称：“迄今匪徒蔓延，皆由毕沅于教匪起事之初，办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据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帐，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既经贻误地方，复将军需帑项任意滥支，结交馈送，执法营私，莫此为甚。倘毕沅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虽已身故，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故将其作官的儿子就地免职。至十月，“追产入官”。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写道：“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其实，毕沅远非一个洁身自好者。乾隆末年，当时他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人即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婪索民财。当地百姓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昭连：《啸亭杂录》卷一〇《湖北谣》)
还有一个记载可以对毕沅的人品做一个补充。钱泳《履园丛话》载，和珅当权时，“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毕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岁生日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沅也坐不住了，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钱泳问他：“公将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钱泳所说的《冰山录》当是《天水冰山录》，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登在《天水冰山录》中，换言之，那是一份赃物的详细清单。钱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经预见了日后和珅的倒台，于是给毕氏一个忠告;毕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气节。
可惜，这只是钱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秋帆(毕沅)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毕秋帆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氏客”的钱泳，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其然，岂其然乎?”欲盖弥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史籍记载
《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列传一百十九》
毕沅，字纕蘅，江南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庶子。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从总督明山出关勘屯田，调安肃道。擢陕西按察使。上东巡，觐行在，备言甘肃旱。谕治赈，并免逋赋四百万。擢布政使，屡护巡抚。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匮，授巡抚。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幕民垦兴平、盩厔、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余顷。濬泾阳龙洞渠，溉民田。嘉峪关外镇西、迪化士子赴乡会试者，奏请给驿马。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屡署总督。四十一年，赐孔雀翎。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四十五年，陕西巡抚缺员，谕：“沅在西安久，守制将一年。命往署理，非开在任守制例也。”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沅会西安军伍弥泰、提督马彪发兵讨之。事平论功，赐一品顶带。甘肃冒赈事发，御史钱沣劾沅瞻徇，降三品项戴。四十八年，复还原品，寻实授巡抚。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厅回田五复乱，沅遣兵分道搜剿。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沅治军需及驿传供亿，屡得旨奖励。
沅先后抚陕西十年，尝奏：“足民之要，农田为上。关右大川，如泾、渭、灞、浐、沣、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诸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以时蓄泄，自无水旱之虞。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处畜牧，为天下饶，若酌筹闲款，市牛羊驼马，为畀民试牧;俟有孳生，交还官项，余则畀其人以为资本。耕作与畜牧相兼，实为边土无穷之利。”议未行。
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奏：“河北诸府患旱，各属仓储，蠲缓赈恤，所存无多，请留漕粮二十万备赈。”既又请缓徵民欠钱粮，并展赈，上温谕嘉之。命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御制淮源记以赐。五十一年，赐黄马褂。授湖广总督。伊阳盗秦国栋戕官，上责沅捕治未得，命仍回巡抚。五十三年，复授湖广总督。江决荆州，发帑百万治工。沅奏：“江自松滋下至荆州万城堤，折而东北流，南逼窖金，荆水至无所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坝、鸡嘴石坝，逼溜南趋，刷洲沙无致雍遏。”又请修襄阳老龙堤、常德石柜堤、潜江仙人堤，凿四川、湖北大江险滩，便云南铜运。
五十九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邪教并起，称传自湖北，沅赴襄阳、郧阳按治，降授山东巡抚。上以明年归政，令督抚察民欠钱粮豁免，奏蠲山东积逋四百八十七万、常平社仓米谷五十万四千余石。六十年，仍授湖广总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为乱，命赴荆州、常德督饷，以运输周妥，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民聂人杰等挟邪教为乱，破保康、夹凤、竹山，围襄阳，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当阳又陷，复移驻荆州，上命解沅总督。旋克当阳，获乱渠张正谟等，复命沅为总督如故，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寻奏乱渠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皆就获，惟石柳邓未获;请撤各省兵，留二三万分驻苗疆要隘。上谕曰：“撤兵朕所原，但平陇未克，石柳邓未获，岂能遽议及此?”寻获石柳邓。上命沅驰赴湖南镇抚。疏言：“樊城为汉南一都会，请建砖城，以工代赈。”二年，请以提督移辰州，增设总兵驻花园汛。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赐活络丸。旋卒，赠太子太保。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
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於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