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位于非洲心脏地带的“千丘之国”卢旺达曾发生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短短百天之间，先后约有80万至100万人被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2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当大屠杀发生时，曾经有美国政治人物这样问道：“谁是好人?”，意思是说两个相互敌对的族群，哪一个是“好人”。这个提问一方面显示出美国政治人物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站在美国的立场，如果是坏人杀好人，美国也许应该管一管，如果是好人杀坏人，美国有必要管吗?虽然这个问题提得很无知，却说明美国人的这种心态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几十万、上百万平民无辜死亡，用好人坏人来评价，有什么意义?
卢旺达大屠杀过去很多年后，对于这一大屠杀的反思并没有结束。西方媒体和舆论一般都将大屠杀认定为种族仇视的结果，并且自我责备地承认，西方国家，包括联合国，没有及时制止这一屠杀行为。也有人指责美国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自私自利，不愿承担自己对于国际社会的义务。而我更倾向于认为，卢旺达大屠杀，是西方近代文明几百年来所有恶果的集中体现。有人说它是难以避免的，即便美国早早出面制止，也阻止不了大屠杀的发生，最多减缓一点屠杀的程度。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西方文明被植入到卢旺达后，卢旺达国内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种文明的危害程度，出现大屠杀的结局，是一味照搬西方文明的必然结果。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是继纳粹大屠杀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种族清洗，两者相距半个世纪。
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种族矛盾，而这个种族矛盾，完全是西方人一手人为制造的。早在欧洲人开始大航海后不久，16世纪的时候，卢旺达就有了自己的国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图西人、胡图人的称呼，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同的民族，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具有共同的信仰。差别在于胡图人以种地为生，图西人以放牧为生。事实上，胡图人、图西人的称呼当时类似于“农民”和“牧民”称呼的差别，放牧的图西人如果改为种地了，就被称为胡图人，反之也一样。两者之间长期互相通婚，并没有不共戴天的矛盾。将胡图人、图西人严格地区分开，甚至订出高下等级的，正是后来进入的西方文明。
1890年，卢旺达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人首先将图西人和胡图人明显区分开。德国殖民者将欧洲的种族主义理论引入卢旺达，生硬地解释卢旺达原先“农民”、“牧民”的差别。德国人说，作为农民的胡图人是从南边移民过来的，皮肤更黑、身材较矮等;作为牧民的图西族是从北边移民过来的，皮肤较白，身材较高等。而且，由于北边靠近尼罗河，文明程度更高，因此，图西人在人种等级上，与欧洲人更接近，属于等级较高的人种。
在卢旺达，所谓胡图人占人口总数约85%，所谓图西人约15%。殖民者这种划分的目的是，利用“等级”程度较高的少数图西人，帮助殖民者一起统治人数更多的胡图人。在欧洲殖民历史上，对于殖民地这种挑拨离间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存在，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他们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目的在于，制造殖民地百姓的矛盾，防止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殖民者。欧洲殖民者在挑起矛盾后，自己便高高在上，处于调解的地位，时不常地利用这一派，打压另一派。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现在的民族矛盾，都是欧洲国家人为制造的。
在东南亚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如今，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于华人有着难以消除的敌意，这种敌意的来源，正是当年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统治时期埋下的祸根。当年在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需要文化水平较高的华人成为他们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管理帮手，为此，他们不惜偷运、拐卖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另一方面，殖民者又不想太多得罪当地人，于是，他们便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华人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当地人之间不断制造矛盾，自己左右平衡。等这些殖民者走了以后，他们制造的矛盾，便成为长期难以化解的社会问题。在斯里兰卡，尖锐的民族矛盾引发所谓“恐怖主义”，其根源也是殖民者挑拨离间种下的。在印度，殖民者这种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的手法，最终导致了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一个飞地(克什米尔)的出现，成为该地区长期动荡的不安定因素。西方这一手法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以色列，他们用强行植入以色列的方式，在中东制造了难以化解的长期仇恨。
说远了，还是回到卢旺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它的殖民地大片失去，被其他欧洲国家占据。这个局面对于德国来说，导致后来希特勒为了争取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而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此为题外话。德国退出卢旺达后，欧洲小国比利时成为卢旺达的宗主国。比利时在卢旺达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使得卢旺达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而激化这一矛盾的工具，就是比利时引入欧洲的“科学”。比利时根据欧洲人种学理论，对卢旺达的居民进行了大范围的“科学测量”。在欧洲科学的历史上，有一门学科叫做“颅相学”。“颅相学”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最初它的理论认为，颅骨的结构、尺寸等，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心理和意识，这种理论的一个实际用途，被认为可以提前发现有犯罪倾向的人。这种理论后来与种族主义结合：既然颅骨尺寸能够决定心理和意识，同时心理和意识的差异，在种族进化的过程中也明显存在，那么，通过颅骨的测量，掌握不同种族颅骨的统计数据，就能判定一个种族的进化程度。虽然经过惨痛的二次大战后，“颅相学”已经成为垃圾，但是，在它没有被彻底否定之前，它确实是以科学真理的名义，为种族主义添砖加瓦。
比利时利用“科学”，将胡图人、图西人正式分为两个种族。与此同时，他们又运用了欧洲现代文明制度，将这一种族划分永远固定，这个制度便是身份证制度。每一个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件上，都标明了种族，并且，这种标记也向后代延伸，只要身份制度存在一天，这一种族的划分就永远存在。与此同时，由于“科学”证实，图西族的进化等级要比胡图族高，因此，比利时殖民者与德国一样，在政策上向图西族倾斜较多。使得占人口15%的图西族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卢旺达殖民统治时期的政府及社会上层，主要被少数图西族占据，图西族也占据了较多的财富。对照来看，英国人当年在斯里兰卡的做法，造成的后果几乎一模一样。当年受宠于殖民者的“民族”，在殖民者走后，成为被迫害、报复的对象，如同在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华人。
我们看到，卢旺达种族矛盾的原因，一是欧洲人发明的种族主义，二是欧洲人引以为傲的科学。但是，它还没有完。欧洲人发明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主权理论、民族主义、民主制度等等，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对卢旺达的种族屠杀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卢旺达也不例外。1962年，卢旺达独立，成立了共和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也引进了西方的普选制度，成为一个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制度国家。但是，卢旺达至今仍然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人，是否能从卢旺达的苦难里，看清一点民主的真相?
由于欧洲殖民者人为划分种族，激化社会矛盾，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早就开始出现冲突。随着共和国的建立，随着民主制度的实行，这种冲突开始具有了国家政策的含义。等级地位较低的胡图族占全国人口的85%，民主制度必然对胡图族有利。西方民主的多党制，在卢旺达自然成为种族对立的工具。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胡图人开始利用民主制度，对曾经高高在上的图西族实行迫害，大批图西族人成为难民，流亡国外。这里，又要说到西方文明另一个产物对卢旺达产生的恶果。
民族主义是西方近代的发明，但是，这个发明有着内在的矛盾，对于不同的国家，会造成不同的后果。民族主义也可以叫做国家主义，它与国家主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有一个标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标准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卢旺达和周边国家来说，这个标准就是在制造新的矛盾。我们知道，现代非洲国家的版图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看看非洲地图，笔直的国境线都是西方瓜分非洲的产物。而被瓜分之后，西方殖民地的成果，在前殖民地独立后，又被新独立国家在西方提倡的国家主权至上的观念下照单全收。于是，殖民地划分的国家版图，首先确立国家主权，而不考虑民族问题。
对于卢旺达来说，两个主要民族，图西族和胡图族，并不只在卢旺达存在，周边国家，例如布隆迪、乌干达等国，都有图西族和胡图族。殖民地留下的国家主义，将不同的民族划分在不同的国家，并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这个政策如果要在非洲实施，结果就只能像印度一样，原本交错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得不大迁徙，将同一民族的人聚集到一起。这种方法，一是制造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二是导致无数人失去家园。如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一样，不管是隔离还是混居，西方文明都在制造着难以化解的矛盾。从卢旺达逃亡的图西族难民，像被以色列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一样，居住在周边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图西族联合，开始对卢旺达的胡图族人统治发出挑战。
谁把卢旺达推入深渊?
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也是由图西族和胡图族组成的国家，不同的是，布隆迪占据领导地位的是图西族，与卢旺达正好相反。但是，国家主权的概念又不能使邻国直接将卢旺达的图西族难民变成自己的国民，只好支持卢旺达的图西族难民向卢旺达挑战，发起对卢旺达的入侵。同时，由于图西族以前社会地位较高，财富较多、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对卢旺达胡图族的挑战就更具威胁。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想办法解决这种种族冲突，而是在国家主权以及民主的概念下，支持卢旺达政府对于图西族的种族政策。除了因为民主制度决定了卢旺达政府的行为是合法的之外，卢旺达政府与某些西方国家的亲密关系，也使得西方国家不愿批评和指责卢旺达的“内政”，反而支持卢旺达政府对付图西族的内战。
这种情况在卢旺达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下持续了10年左右，直到1973年，一个胡图族的军人专制政府建立才获得了改变。这个军人专制政府以专制的方式，实行了一条民族和解道路。此后15年，卢旺达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它用专制约束了民主制度对于种族矛盾的激化作用，卢旺达的健康、教育、经济都获得长足的发展。
但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些成果，对于卢旺达造成更加严峻的生存危机。卢旺达国土面积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人口相对较多。卢旺达独立时，约有人口300多万。盲目照搬西方的自由、人权等理论，使得这个国家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对人口的增长不加控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人口超过800万，成为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又造成大片森林消失，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西方社会推行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同时造成以农业为主的卢旺达经济不能自主，在国际市场的影响下，卢旺达经济遭遇严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大肆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已有经济成果，无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恶意掠夺之下，债台高筑，国家面临破产，不得不出卖本国资源。而卢旺达没有多少资源，面对西方世界的经济盘剥，国家经济一蹶不振，不得不继续求助心怀歹意的世界银行，因为，除了名义上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它们找不到其他可以提供有效帮助的人。虽然在无数发展中国家要求减免债务的呼声中，某些发达国家也确实减免了一些债务，但是，经济结构不调整，依然按照西方希望的经济模式发展，这些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
针对卢旺达要求提供经济援助，世界银行又给卢旺达开出了条件。前面说到，卢旺达的军人专制政府实行了民族和解的政策。但是，世界银行要求卢旺达放弃军人专制，实行民主。卢旺达不得不接受这一条件。1992年，卢旺达恢复西方认可的民主制度。它带来什么后果?卢旺达的经济并不发达，本国的广播电台由德国资助建立，本国的电视台由法国资助建立。这两个现代化的宣传广播工具，覆盖了卢旺达绝大部分国土。卢旺达实行民主政治后，广播与电视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的宣传工具。民主政治导致卢旺达的广播和电视大肆宣传种族思想，鼓励种族仇视，激化种族矛盾。曾经有人能建议，应该制止卢旺达广播和电视的这种宣传，但是，西方国家和卢旺达都说，这是言论自由。
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宣传种族仇视的目的之一，就是转化国内经济矛盾，较为富裕的图西族成为所有危机的罪魁祸首。这种方式恰如纳粹对待犹太人的理由。一些政党利用这一宣传，为自己在民主制度中争取选票。而图西族在邻国的得势，又加剧了这种矛盾，种族仇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地位。1994年4月6日，卢旺达胡图族总统的飞机失事，被两颗飞弹击中，至今没有查明到底是谁干的。总统意外死亡后，军人立即接手政府，他们认为是图西族谋害了总统。4月7日，他们杀害了图西族女总理，种族大屠杀正式登场。有人说，种族大屠杀的原因是国内资源严重紧缺，屠杀的目的是减少人口，让土地资源重新分配。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从前文的介绍应该看到，卢旺达走到种族大屠杀的地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键问题在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不合实际地引入到卢旺达。
美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的表现值得一说。美国从大屠杀一开始就了解真相，但是，它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关心在那里的本国公民。1993年，美国刚刚在索马里遭遇重大损失，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前1个月，美国刚从索马里撤军，美国不介入卢旺达国内冲突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介入，能够制止吗?如果要制止，美国军人是否要大开杀戒?虽然美国在其他国家大开杀戒的举动很常见，但是，为了卢旺达，值得吗?曾经有国际组织警告卢旺达的军人统治者，如果不制止屠杀，美国会派军队来。卢旺达的军人统治者说：卢旺达没有石油，没有钻石，美国回来吗?言外之意是说，美国真的会只为道义、人权而来?不幸的是，他真的说对了。美国虽然有“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但是，什么时候将这个口号付诸行动，还真的要看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卢旺达大屠杀之前，美国撤出了索马里。美国不介入卢旺达似乎很有理由。但是，就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个多月后，2万多名美国军人到达了海地，帮助海地恢复了民主秩序。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和变化?因为海地与美国的利益有关，“人权高于主权”就有用，卢旺达与美国的利益无关，“人权高于主权”就不发挥作用。
其他西方国家呢?联合国在派驻国际维和部队方面，有一条规定，对于原殖民地国家，原殖民地宗主国不得担任维和任务。但是，对于卢旺达，国际维和部队偏偏就是比利时的军队。由于殖民地的关系，曾经饱受压迫的胡图族人，对比利时军队没有好感。在几名比利时军人被杀后，比利时也害怕民众的对立情绪，维和部队龟缩在狭小的军营里，对外面发生的大屠杀不管不顾。此时的美国，在国际上更加关心欧洲的科索沃，因为科索沃与美国利益有关;在国内更加关系辛普森杀妻案，像是一个现实的娱乐大片。对于遥远的卢旺达没有多少兴趣。事后，美国一家著名媒体的著名记者说：好像看到过中非发生大屠杀的报道。
在卢旺达国内，大屠杀是政府行为，由于卢旺达是穷国，平均每天约杀1万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子弹也很费钱。一些站在政府一边的有钱人，便出钱从国外购买了几十万把长刀，很便宜，几美分一把;一些民众还自制了狼牙棒之类的工具;一些基督教堂为了自身的安全，把逃到教堂躲避的图西族民众交给胡图族;……。于是，100多天里，近百万卢旺达平民成为了冤魂。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图西族，还有一些是图西族与胡图族的混血，还有一些是胡图族自己的残杀，似乎证实了为抢夺土地而屠杀的说法。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悲剧，是100年来，西方文明在卢旺达慢慢培植、生长、繁衍的后果。即使西方社会事后有所自责，但也只在是否及时制止的问题上。实际上，是否及时制止，也是西方文明自身原因造成的必然的结果。人们说，如果卢旺达有西方需要的石油，也许就不会这样。人们说，如果卢旺达有很多白人定居者，结局也可能不一样。人们说，在西方社会看来，非洲人的生命从来都是不值钱的。
虽然大屠杀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它依然值得人们认真总结。盲目采用西方的文明，不顾自己的现实，往往会造成极为惨重的悲剧。即便有了《宪法》，有了宪政，有了三权分立，有了民主，有了普选，也不等于有了繁荣和前途。卢旺达的悲剧再次告诉人们，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不是绝对的“普世价值”。如今的卢旺达政治局势依然不稳，但是，种族屠杀的悲剧应该不会再发生。因为，卢旺达原先有8个政党，现在，除了执政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外，其他政党都已停止了政党活动。这是一个符合卢旺达现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