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顾城举起手中的斧头?坊间传闻很多，但说法千差万别。
窃以为，可以从顾城与谢烨合著的长篇小说《英儿》找到蛛丝马迹。《英儿》一书中有如下简介：“这是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主人公顾城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差阳错。他不想建功立业，只想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互相爱慕，这异样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
小说的内容透露出了主人公在生活上面临的困境：“一夫两妻”同居一段时间后，一方面，英儿跟着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另一方面顾城与谢烨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顾城去世前，留下了四封遗书，其中一封遗书写道：“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小××，在德国和一个叫陈××的人，现在正在分家、离婚。她说要和陈生个娃娃。烨许多事一直瞒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地毁灭我的生活。后来我爱木耳，要好好过，她也不许了。她的隐情被发现，我才大悟，为什么他们一直用英文写信通电话，当面骗我。英出事后，他们就一直等我自杀，或去杀英。他们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们好过日子，直到被发现后亦如此，奈何。烨也好心救过我几次，但到她隐情处，她和陈就盼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
据《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10月总第259期刊登的《顾城十周年祭》一文介绍，一个“住得离激流岛不算远，跟顾城、谢烨还算熟悉”的女诗人说：“那个下午，谢烨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要离开，那个德国男人马克，已经在附近等她了。”如果这个女诗人所言属实，那么，顾城在遗书中所写的“烨许多事一直瞒我”则非空穴来风。情急之下举起凶器，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这个说法，陈力川也予以附和：“后来听北岛说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就发生在大渝从德国来新西兰接谢烨的那天。大渝在德国上飞机的时候，谢烨还活着。他抵达新西兰的时候，谢烨已经不在了。不知是时间无情地捉弄人，还是人无情地捉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顾城不爱谢烨了，为什么要杀害她呢?如果顾城还爱谢烨，又怎能忍心杀害她呢?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谢烨离他而去，所以不惜留下杀妻的恶名而离去吗?”(《“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忆顾城与谢烨》)
在同一篇文章中，陈力川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细节：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听说他们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分手，而且两人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笨拙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仍然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里。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文章分别出现了“陈××”“马克”“大渝”等名字，此三人为同一人，陈大渝应为旅居德国的华人，有德国名字“马克”。
在《英儿》中，顾城还写了这样的话：“在爱的时候，死是平常的事。但有两件事你不应该，一是你把我你的事弄给了别人。你让我死不干净。二是你光想你父母。我也有妈妈，已患心脏病。这是两个我不喜欢的事。我知道，我是你，你等我死，我就死。但你太脆弱，最后也不说一句话，看一看。你太爱自己的心。其实说过，你一个电话就能叫我回来。孤寂为什么不打呢?我也昏了，想挣个白房子之类的送给你，我拼命干。不说了，我还会努力活几天，最后等一下你的电话。在死之前我的生命是白天，不睡觉了，也许以后可以补上……”
如果说《英儿》一书的原型是顾城的真实生活，那么从这些文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顾城放不下英儿，更离不开谢烨。顾城对自己的爱人有一种强烈得近乎狭隘的占有欲，这一点，已经不算什么秘密。前面提到过的舒婷《忆顾城》一文，就谈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谢烨嫁给顾城之初，心情并不顺畅。顾城不准谢烨打扮，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甚至外出交往前穿什么衣服都要顾城同意。更不喜欢谢烨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出现，哪怕是跟舒婷她们游泳。而另一方面，顾城在外面的生活大多是谢烨出面操持，因此有的外国人和汉学家认为，甚至顾城的诗也是谢烨帮写的。
连自己的妻子穿泳衣跟同性好友去游泳都不乐意，由此可以想象，谢烨和英儿的“背叛”，会让顾城绝望到什么程度。《英儿》创作于1993年3月英儿离开激流岛两个月后，由于小说内容与作者的现实生活高度重合，很多读者把这部小说当作极具参考价值的纪实文字。不管书中所写的是否属于生活中已经存在的事实，总之，完成《英儿》一书后，1993年9月18日，顾城对记者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知道该怎么办了。”
二十天后，1993年10月8日下午近4点，顾城重伤谢烨，上吊自杀。
利斧下的玫瑰
人们对于“顾城袭妻”事件性质的残酷性虽然没什么疑问，但出于各种因素，不同的人还是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事件发生后，顾工这样回忆顾城幼时的情况：“他妈妈记起在顾城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喂饭他坐在窗台上摔到地下，会不会对脑神经有影响?在家里时，他偶尔会激动起来，只是偶尔。为他妈妈一两句话把杯子推翻，可那只是刹那间，很短，他又像孩子似的请他妈妈原谅。顾城他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看来，似乎顾城的脑子太简单，他最终做出恶行也是一时冲动，因此不能过于苛责。
在互联网上，一个自称顾城粉丝的诗歌爱好者则用另一种方式为顾城开脱：“谢烨的死并非顾城的本意，也并非很多人说的，这是必然的，一切只是一场意外。他们发生了争吵，冲突，激动的顾城用斧头误伤了谢烨，吓坏了，跑了，然后自杀了，一切就是这样。我甚至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冲突发生的起因，想象出谢烨说的刺激他的话……”
与顾城同为“朦胧诗旗手”的舒婷言语中更是充满了爱护与惦念：“顾城对生活很尊重，很热爱，对一朵花或一只鸟都曾经给予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一直很喜欢他和谢烨，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过多惊扰他，愿他安息。”
著名老诗人牛汉这样回忆道：“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发生后，舒婷到我办公室来过。她和我有共同的认识——他俩不愿回国，在国外又活不下去，于是，他们商量好了一块儿死。他们的死，并非缘于人们传说中的‘感情纠葛’。”
最具冲击力的是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名为“利斧下的玫瑰”的书里，收录了许多文坛人士对顾城的怀念文章。一个人死了，活着的朋友撰文悼念很正常，遗憾的是这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字中，“利斧”不见了，只有“玫瑰”闪烁。用诗人于坚的话说：“听那些人的口气，似乎新西兰警方的记录是虚构的，似乎杀人的并非顾城，而是童话诗人所逃避的这个世俗世界在合谋玷污他的桂冠。”
读了这些文字，我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判断，一桩血腥四射的惨案被模糊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情史却清晰了起来。我虽然不认为这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们有意“偏袒”死者，也不认为谢烨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丝毫差错，但我仍然隐约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微妙而奇怪的逻辑——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人忙着怀念行凶者，这是为什么?
著名作家李锐则要犀利得多，他认为顾城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顾城生前的许多行为包括袭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有自恋倾向。过于自恋的人往往也自私，甚至极端自私。在现实残酷地打碎诗人的梦境时，他已别无选择，由此引起了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最后，李锐给出结论：顾城发生悲剧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极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
几乎所有发表意见的人都围绕着顾城转圈，要么痛恨，要么惋惜，要么感慨，要么回忆起顾城在世时的点滴，事件的另一主角谢烨从未摆脱从属和被动的地位。
我反复用“百度”搜索，终于找到了谢烨父母的短短几句话——谢烨的父亲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时，痛哭失声：“事情怎么这么残忍?”而谢烨的母亲谢文华凄惨地呼喊：“人间，还我一个公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