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是怎么评价苏辙的《诗集传》的?这是很多读者都特别想知道的问题，下面小编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就一起看看吧。
苏辙对于汉唐以来《诗经》学史上的基本问题都进行了思考与辨析，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人情说”来注解诗篇，比较接近于诗篇原意，促进了《诗经》研究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对于《诗经》汉学权威的瓦解以及宋学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宋代人表现出比较自觉的人情观念，认为圣人制礼作乐，创造文明都是本于人情，以人情为据。苏氏父子推广其义，形成了自己的“人情说”。
苏洵以为“《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苏轼认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在礼和人情的关系上，苏轼认为“礼之初，始诸人情”;苏辙多次申述“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强调礼的依据是人情，要顺应人情。“人情说”是苏氏蜀学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因而，以“人情”解经也就成为苏氏蜀学的重要特色。
以“人情说”来注解《诗经》时，苏辙重申了《诗》“抒发情志”的特质。
苏辙指出，《诗》是天下之人发泄情感、挥幽斥愤的抒情之作。作品不仅出自于公卿贵族之手，也来源于平民百姓之口，他们或抒发贫贱困苦产生的忧愁悲苦，或叙述丰美盛大带来的欢愉快乐，所涉及的范围上至国家政事、天下兴亡，小达饮食男女、草木鸟兽虫鱼，无所不及，其间又何尝存在一定的“义”与“法”呢?这正是世儒解诗晦暗不通之处。苏辙这段话可以说是以文学家的素养对六朝“诗缘情”思想的阐扬。
《诗集传》发掘出《诗》中丰富而真切的情感状态，表明苏辙对《诗》作为文学作品的(情感)特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